解放初期，西方国家的城市管理专家讥笑中共政权是山沟沟里出来的土八路，只懂农民运动，根本不懂城市管理。6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独立创造开发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正引领着世界城市管理的新潮流。
　　
　　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的出现是中国人对世界范围内城市管理方法论的一大创新。中科院院士陈述彭认为，“数字城市管理理论融合贯通了来自西方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协同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精华，又传承了我国先哲们的善治思想、网格系统等东方思维的风范”。微软公司前总裁比尔·盖茨在了解到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数字化城市管理项目时,称赞这一城市管理新模式是一项“世界级案例”。
　　国内外学者的评论深刻地解读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充分发挥东方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传统的、受人为因素影响较深的城市公共管理领域革命性的引进西方精细化管理理论，前所未有的实现城市管理的全过程数字化监控。
　　
　　正是这种打破常规、纵横万里、不拘行业限制的宽泛眼界和灵活思想使得数字城市地理框架信息系统这一刚刚萌芽的最新信息化成果直接服务于城市管理领域；使得政府部门以城市管理行业为突破口真正实现了深入基层、主动服务、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使得城市公共设施基础部件的普查、更新以及信息采集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基础数据的数据源提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使得原有的分散在各个部门的信息化资源，比如：公安视频监控资源，政府电子政务网络资源，便民服务热线等信息资源有效地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互为补充，集中综合利用，产生了1+1>2的管理效果，提高了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
　　可以说，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的成功首先是方法论的成功。
　　 管理模式的共性特点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总结北京市东城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5年前先后分三批在全国51个试点城市（城区）重点推广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共性特点十分明显。
　　具体总结为以下四点：首先是全面覆盖。从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监管时间段上看，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监控；从监管区域看，实现了城市建成区内全区域、无缝隙的监控；从被监控部门或行政区域来看，可根据城市管理的实际需要实现对所有涉及到城市管理业务部门和区域的总体监管，甚至已经延伸到城市管理行业部门以外，比如：成都市对地震灾情的统计普查；杭州市对文物古迹的普查统计等，真正实现了“大城管”；从监管对象看，城市规划区域内所有涉及到的部件或事件都可纳入。在有的城市，数字城市管理系统的监控对象已经从地面向地下设施延伸。如杭州目前即将实施的地下管网的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
　　 其次为主动发现。以前，城管发现问题的渠道主要依靠市民来电、来信、来人举报反映、媒体记者批评报道等，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限，影响到责任部门和处置单位解决问题的效果。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变被动为主动，成立了专门的监督员队伍，划定责任区域，设置规定路线，提出巡查要求，主动发现上报各类城管问题。
　　再次是限时处理。凡是列入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事件和部件问题都必须明确案卷处理时限。这首先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应用软件的内在技术要求，否则就无法对案卷进行准确评价考核；同时也是城市管理走向精细化、现代化管理的外在社会要求。
　　最后一点是闭环考核。传统的城市管理案卷的最终处理结果缺乏第三方的必要监督和核实。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增设了核查环节，所有问题案卷在反馈处理结果之后必须经过监督员的现场核查拍照，并经过城市管理中心对比核实后才能判断是否应该结案，在结案的同时由应用软件系统对案卷处理效果自动生成评价结果。
　　发展方向：三分建设，七分管理
　　从人类社会城市化过程的历史大视野来看，数字化城市管理刚刚拉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帷幕。
　　 2009年7月，建设部在对五年来的试点工作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发布了《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建设导则（试行）》。《导则》指出，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是对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及管理手段的重大变革和创新。
　　 我们可以看到，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价值仍然大有可为，需要深度挖掘。目前各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所依赖的基础地理空间框架系统主要涉及到1：500基础地形图。现在比较成熟的三维成像技术还没有真正应用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中。
　　从事件和部件的基础数据库来看，分散在各个部门相互独立的数据仍然没有整合成一个通用的数据平台。充分整合各类数据库的信息资源将为城市管理真正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信息采集方式将从现在的人机一体逐步向智能化监控转变。目前的监控方式主要是信息采集员与城管通手机结合的方式进行，这一方式仍存在采集员人身安全隐患、采集标准受人为主观因素影响的问题。随着科技发展，已经出现了移动视频监控和智能化图象识别技术，未来技术与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进一步相结合后，实现智能化远程移动监控将成为可能。
　　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自身特点集中体现在体制的特点——高位监管，总揽全局。这实际上是实现高效率管理的最佳模式。受其影响将有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纳入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监管范围，甚至包括目前仍不属于城市管理范畴的内容。这将使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成为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的高科技平台。到那时，数字化城市管理将成为数字化公共管理。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将直接推动现行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城市管理走上“建、管分离”、“高位监管”的快车道。
　　目前，全国各地实施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城市中，绝大多数已经实现了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和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的分离。“重建设，轻管理”的历史已被“建管并重”甚至“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理念所代替。
　　 在此过程中，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赋予城市管理部门高效、便捷、公正、全面的监管效力，功不可没。
　　（摘自《中国信息化》2010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