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张闻天在会后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四渡赤水

    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泽东等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1月29日，红军经土城、猿猴场（今元厚）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2月18日至21日，又挥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28日晨，红军重入遵义，歼敌二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河，再次入川。随后，又出敌不意地于3月21日至22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四渡赤水河。接着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并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逼昆明。然后红军又朝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八一宣言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瓦窑堡会议

    12月6日，为了适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并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其他经营的土地、商业和财产不予没收；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林育英）等人。23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２５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一二九运动

    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一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