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

    1月4日－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 

中共五大

    4月27日－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虽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身上。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出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周恩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马日事变

    5月21日，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和“清党”后，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由于缺乏经验，没有与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农民运动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粤赣湘边界地区打游击。

八七会议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委，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等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罗米那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发言中除了批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还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一是高度重视军事运动。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因而，他提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其二是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并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对自耕农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这个建议符合当时湘、鄂、赣、粤一带土地情况，为日后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认识上的基础。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后于,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叛变）、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九人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七人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随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

秋收起义

    9月，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五千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线上的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地区开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一千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广州起义

    12月11日，趁国民党粤桂军阀混战，粤军主力离开广州之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市郊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为苏兆征（未到职，张太雷代理）。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和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这次起义遭到了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从广州撤出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后到参加广西左、右江起义；还有少数起义者到粤北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